穩定幣、IOF 以及巴西法律不確定性的回歸

穩定幣、IOF與巴西法律不確定性的回歸

穩定幣在2024年於全球的交易額超過27兆美元，超越Visa和Mastercard的總和。在巴西，超過70%的加密資產交易已經透過這些工具進行，特別是與美元掛鉤的穩定幣。這一增長，本應成為近代巴西金融現代化最大的機遇之一，如今卻再次被以傳統的稅收視角看待，財政部表示有意對加密資產操作徵收IOF（金融操作稅），而這一動向距離MP 1303提案僅數月，即便該提案尚未生效，僅消息就已使市場恐慌，因其暗示可能對加密資產操作稅負驟增。

最令人憂慮的不僅是經濟層面，更是制度層面。這一動向恰逢中央銀行經過四次公開、透明的諮詢後，為該行業制定了穩健的監管框架。新法規明確標準，要求受過授權的企業參與，並為目前由離岸平台操作的交易引入國內化條件。這一進程的直接後果是巴西將吸引更多經濟活動、技術發展與投資——這是受監管、可預測市場的自然結果。

也正因如此，行政部門的信號才如此令人擔憂。在監管機構努力賦予市場穩定性並創造可信賴環境，使國際企業能在巴西立足之際，聯邦政府卻引入了動搖新監管框架公信力的不確定性。

法律不確定性不僅源自潛在新成本，更因政府試圖以行政命令將虛擬資產交易納入缺乏明確法律依據的稅收範疇。建議將部分穩定幣操作納入所謂「外匯市場」即自動適用IOF-外匯，行政部門採取的這一解讀，既缺乏現行法規技術依據，也在國家最需要可預測性時重燃疑慮。

根據第6,306號法令，IOF-外匯的納稅事實仍然是外匯操作的清算行為，即須有本國貨幣與外幣或其代表性證券的交付。然而，穩定幣即便與法定貨幣掛鉤，亦非外幣，更非貨幣代表文件，正如第14,478/2022號法律所明確規定。

巴西法律明確將虛擬資產排除在該概念之外，強調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獨特的法律類別，不能僅為徵稅方便而人為類比傳統外匯。

即便中央銀行已承認並將部分虛擬資產操作納入更明確的監管框架，這也不能自動授權擴大稅收範圍。新法規所述的操作——如虛擬資產國際轉帳、作為支付工具的應用、涉及自我託管錢包的交易——在法律意義上並不構成外匯操作清算。這些在實務上是具有國際經濟性質的數位資產流動，但不等同於雙邊貨幣交付，這是IOF課徵的基本條件。

政府堅持這種擴張性解釋，創造了一個危險先例：將金融創新變為稅收實驗場，法律概念隨短期徵收需要任意變動。這種做法不僅忽視了加密資產新立法框架，更罔顧此信號的實際與系統性影響。

當政府表明將對中央銀行力圖納入監管範疇的區塊徵收IOF，無疑會讓原本打算在巴西設立架構的企業卻步，並打擊潛在投資。必須認識到：IOF的潛在稅收收益——有限且不確定——遠不及直接投資、優質就業、企業稅、PIS/Cofins、ISS、IRPJ等損失，以及創新與人才外流。這是對國家極為不利的交換。

結果可想而知。巴西非但無法推動以雷亞爾為本位的穩定幣、吸引外資、鞏固本國貨幣、擴大公債融資基礎，反而發出監管敵意信號。原本可在本地發展的項目將轉移至更可預測的司法管轄區，導致創新、就業和投資外流。

巴西本可在數字金融與資本市場融合方面領先，如今卻再次淪為懷疑且稅收導向的旁觀者。

諷刺的是，這一轉折恰逢全球走向相反方向。主要經濟體正討論如何把穩定幣作為效率、普惠，甚至國際貨幣投射工具。巴西卻僅將其視為新稅源，無視其結構性轉型潛力。

更嚴重的是此次動向對聲譽的衝擊。即便MP 1303已失效，其提出本身就足以令整個市場震驚，再次警示巴西監管環境可預見性的脆弱。該提案暴露了政府在處理金融稅收敏感議題時的不可預測性。

如今，當政府再次暗示對加密資產徵收IOF時，強化了規則可隨時更改、缺乏深入技術討論、法律解讀有爭議的印象。對任何投資者，不論本地或外國，訊息已經很明確：規則可能隨時為徵稅方便而變動，即使違背現行法律。

穩定幣並不威脅主權。相反，其本可成為在全球數位環境中推動雷亞爾、提升金融流動效率、降低國債結構性成本的戰略工具。真正威脅國家的，是法律不確定性的循環、稅收創意無限、創新與政府脫節。

巴西面臨的選擇並非控制或混亂，而是長遠願景與收稅急功近利之間的抉擇。將穩定幣強行類比外匯、以擴張解釋納入IOF課徵，無法強化主權，只會削弱公信力。在資本流動、創新尋求可預測環境的世界裡，這將讓國家付出高昂代價，增長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