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充當美伊停火擔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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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George

理論上來說,美國和伊朗是能夠在停火問題上找到共識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並非狂熱的宗教組織,而是壟斷暴力的利益集團,其核心訴求無非兩點:1、保障自身安全;2、能繼續靠出口石油賺錢。對美國來說,其核心訴求也可以歸納為兩點:1、伊朗不能擁核;2、確保霍爾木茲海峽航運自由。

可以發現,伊朗和美國的核心訴求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伊朗之所以要搞核武器,是擔心遭到美國全面入侵。假如美國對伊朗不再保持敵意,伊朗願意棄核以換取解除經濟制裁。然而在現實中,美伊談判可謂一波三折,幾乎陷入死胡同。這背後的根源在於伊朗對特朗普缺乏信任,過去十年,特朗普多次撕毀協議,對伊朗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因此就算特朗普政府承諾不再對伊朗發動二次入侵,伊朗也不會輕易相信。

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撕毀《慕尼黑協議》,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舉導致希特勒政府外交信譽徹底破產,英法綏靖派失去話語權。特朗普經常把外交當作兒戲,他的外交信譽不比希特勒強太多,這人為抬高了美伊的和談門檻。如果美國想讓伊朗相信其外交承諾的可信度,那只能讓特朗普下台,由萬斯組建新政府與伊朗談判。

只要特朗普繼續擔任總統,伊朗就不會相信美國的和平誠意。在這種情況下,實現和平只有兩種辦法:1、升級戰爭規模,依靠武力手段決勝負;2、由第三方出面調停,以配平各方利益。如果是第一種情況,那後果很難預料,美伊都沒有獲勝的絕對把握。如果是第二種情況,中國或許能發揮關鍵作用。

通常來說,當 A 國和 B 國爆發戰爭時,調停有三種方式:

1、中立調停;假設 C 國實力足夠強大,且跟 A 國和 B 國都維持良好關係,這種情況下,A 國和 B 國出於信任,願意讓 C 國扮演仲裁方。典型的例子是 2023 年中國調停沙特和伊朗,由於中國與沙伊關係都不錯,所以這兩個國家把談判地址選在北京。

2、施壓調停;C 國可以通過施壓的方式,勒令 A 國接受停火協議,否則 C 國將站在 B 國一方共同對付 A 國。作為回報,B 國需向 C 國讓渡利益。典型的例子是 1895 年的“三國干涉還遼”,俄國向日本施壓,迫使其向清國歸還遼東半島。作為“報酬”,俄國獲得在滿洲修築鐵路的權利。

3、擔保調停;假如 B 國對 A 國缺乏信任,C 國可以介入談判,提供雙向擔保。一旦未來 A 國撕毀協議,C 國將為 B 國提供必要支持,以打消 B 國對停火的顧慮。作為提供擔保的補償,A 國和 B 國需要向 C 國支付“報酬”,比如外交讓利。特朗普上台後,試圖充當俄烏和談擔保方,由美國來監督兩國的停火執行。作為交換,美國要求歐洲在關稅領域作出讓步,並向俄羅斯索取海外利益。

具體到美伊停火談判。首先,中立調停模式不太適用。在默克爾執政時期,歐盟曾是美伊之間的斡旋方,2015 年推動《伊核協議》落地。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在安全上嚴重依賴美國,歐盟在美伊之間失去中立地位,不適合繼續扮演斡旋方的角色。好比 19 世紀下旬德國曾擔任奧匈與沙俄之間的仲裁方,一度維持“三皇同盟”的存續,隨著德國外交政策越來越偏袒奧匈,沙俄轉而跟法國結盟。當下來看,印度跟美伊都維持良好關係,但印度在國際事務的話語權非常弱,美伊不太可能接受印度擔任仲裁方。

如果是施壓調停,那最有可能的調停方是海合會。比如沙特、阿聯酋等國牽頭向伊朗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伊朗解除海峽封鎖,否則海合會成員將對伊朗宣戰。然而僅靠海合會的施壓恐怕很難讓伊朗妥協,畢竟伊朗具備大規模襲擊其海水淡化工廠的能力,真打起來只會是兩敗俱傷。

因此最具可行性的是擔保調停,由中俄出面斡旋,推動美伊簽署長期停火協議。俄羅斯曾試圖扮演伊核協議的擔保方,以幫忙保管伊朗濃縮鈾為籌碼換取美國向烏克蘭施壓割讓土地。不過在海峽封鎖問題上,俄羅斯不願過多介入,高油價能緩解其財政壓力,普京樂於看到衝突延長。

因此中國或是唯一既有能力也有動力對美伊衝突實施擔保調停的國家。當前美伊談判的障礙在於伊朗不相信美國的承諾,那麼中國可以為伊朗提供安全保障,假如未來特朗普撕毀協議發動二次入侵,中國可以向伊朗提供用於自衛的武器。作為提供擔保的酬勞,美國需在其它地緣領域向中國讓步,比如:凍結對台軍售、停止支持民進黨當局、約束日本再武裝進程等。另一方面,在維持向中國出口折扣原油的基礎上,伊朗需配合中國修復與海合會的關係,保障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行。

在這一過程裡,中國付出的成本是向伊朗提供安全保障的風險,收益主要是美國可能作出的地緣讓步。如果能確保美國地緣讓步的收益>為伊朗提供安全保障的風險,這種擔保就是值得的。那美國願意為了結束戰爭與中國做交易嗎?這還真不好說。

站在美國的角度,在不考慮沉沒成本的情況下,其最優解是依靠武力手段打通霍爾木茲海峽,奪取波斯灣的控制權,儘管這一過程可能會付出重大代價,但只要能捍衛帝國信譽和“石油—美元”體系,這種代價就是值得的。

然而站在特朗普的角度,其個人利益和美國國家利益存在明顯分歧。特朗普的最優解是:在不出動地面部隊的情況下,伊朗主動取消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屆時白宮可以把撤退行為包裝為勝利。只要油價回落,特朗普就能重新拉攏中間選民;只要美軍未遭受重大傷亡,特朗普就能安撫 MAGA 基本盤。如此一來,特朗普有機會挽救中期選舉形勢。

基於美國的利益,其必然不會為了結束對伊戰爭向中國讓步;但基於特朗普的利益,他有可能會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與中國做交易。因此如果能充分利用特朗普個人利益和美國國家利益不一致的矛盾,我國可以考慮調停美伊衝突以賺取價差。這種利益不一致的矛盾也常見於上市公司,比如高管為獲取豐厚報酬採取激進的擴張策略,但其風險卻由股東共同承擔。特朗普作為美國的“職業經理人”,他可能會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但這種擔保調停也會帶來其它風險。一方面,美國外交政策反覆無常,為防止被拖入中東泥潭,我國應把擔保有效期限定在特朗普任內。另一方面,當下海合會與伊朗的矛盾非常尖銳,沙特、阿聯酋主張長痛不如短痛,試圖借助美國的力量對伊朗實施政權更迭。因此對伊朗的擔保應附上關鍵條款:伊朗必須配合中國,主動修復與海合會關係,維持海峽暢通,避免局勢再度升溫。

如果美國拒絕作出地緣讓步,亦或是伊朗不願在外交上予以配合。那我國不應介入美伊調停,海峽封鎖問題關乎全人類,如果日韓、印度、歐洲躲在後面不出力,僅靠我國承擔調停風險是不合適的,海峽封鎖的時間越長,對上述國家打擊越大,屆時只需靜觀其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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