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币、IOF与巴西法律不确定性的回归

稳定币、IOF 及巴西法律不确定性的回归

2024年，全球稳定币交易额已超过27万亿美元，超越了Visa和Mastercard的合并交易量。在巴西，超过70%的加密资产交易已经通过这些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工具完成。这一增长本可成为该国近年来金融现代化的最大机遇之一，但如今再次被以传统的税收视角对待，财政部表示有意对加密资产操作征收IOF，仅在第1303号临时措施提出数月后，尽管尚未生效，却已因可能大幅提高加密操作税负而令市场受惊。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不仅在于经济层面，更在于制度层面。恰逢央行历经四次公开、透明的公众咨询，完成了强有力的行业监管框架之际，此举便发生了。这一新监管框架设立了明确的标准，要求企业必须获得正式授权，并为目前由离岸平台进行的操作迁回本土创造了条件。该过程的直接结果，是巴西有望吸引更多经济活动、技术发展及投资——这些都是受监管且可预期市场的自然产物。

正因如此，行政当局的信号才显得如此问题严重。在监管机构努力提供稳定并为全球企业落户巴西营造可信环境的同时，联邦政府却引入了削弱新近搭建的监管框架公信力的不确定因素。

法律不确定性不仅源于可能新增的成本，还因试图通过下位法将虚拟资产交易纳入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税收范围。行政当局暗示将某些稳定币操作纳入“外汇市场”，自动适用IOF-外汇税，这一解释在现行法规中没有技术支持，反而在国家最需可预期性的时刻重燃疑虑。

根据第6.306号法令，IOF-外汇的应税事实依然是外汇操作清算行为，即交付本币与外币或其代表性证券。然而，稳定币即使锚定法币，也不是外币，更不是货币代表性文件，正如第14.478/2022号法明文所述。

巴西法律明确将虚拟资产排除在该概念之外，强调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类别，不能仅为税收便利而被人为等同于传统外汇。

即便央行已将特定虚拟资产操作纳入更清晰的监管框架，这本身也不等于自动扩展税务适用范围。新规所述的操作——如虚拟资产的跨境转账、与支付工具相关的使用或涉及自托管钱包的交易——在法律意义上都不构成外汇操作的清算。这些实际上是具有国际经济性质的数字资产流动，但与双边货币交付（IOF征收的必要条件）并不混同。

政府坚持这种扩张性解释，便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将金融创新变为短期税收实验田，法律概念根据财政需求被随意塑造。这种做法不仅无视了新建立的加密资产法律框架，也忽略了这种信号所带来的实际与系统性影响。

在央行努力将该领域纳入监管体系时，政府却以征收IOF的信号打击了本已考虑在巴西设立业务结构的企业，抑制了新投资。必须明确认识到：IOF带来的潜在税收增益——有限且不确定——远不及直接投资、优质就业、企业税收、PIS/Cofins、ISS、IRPJ的损失，以及创新与人才的流失。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笔极为不利的交换。

结果可想而知。国家本可推动锚定雷亚尔的稳定币发展，吸引外资、强化本币、拓宽国债融资渠道，却给出监管敌意信号。本可在本地发展的项目开始寻求更可预期的司法管辖区，将创新、就业和投资推向海外。

本可引领数字金融与资本市场融合的巴西，如今再次沦为疑虑重重、以税收为主的旁观者。

讽刺的是，这一转向恰逢全球朝相反方向迈进。主要经济体正讨论如何将稳定币作为提升效率、促进包容甚至国际货币投射的工具。而在这里，它们却被当作又一税收渠道，忽视了其结构性变革潜力。

更严重的是这一行为带来的声誉影响。即使第1303号临时措施已失效，其提出本身便足以令整个市场感到恐慌，再次警示巴西监管环境的可预期性脆弱。该提案暴露了政府在处理敏感金融税务议题时的不可预测性。

如今，随着对加密资产征收IOF的可能性被提出，又一次强化了规则随时可能改变、缺乏深入技术辩论及法律解读存疑的印象。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投资者，都收到明确信号：规则随时可能因税收需要而改变，哪怕这与现行法律相悖。

稳定币并不威胁主权。相反，它们本可成为在全球数字环境中提升雷亚尔影响力、提升金融流动效率、降低国债结构性成本的战略工具。真正威胁国家的，是法律不确定性、税收创新和创新与政府之间的错位的不断循环。

巴西必须做出的选择，并非在管控与混乱之间，而是在长远视野与短期税收冲动之间。将稳定币以牵强类比归为外汇，并通过扩张解释纳入IOF征收，并不会强化主权，反而削弱公信力。在资本流动、创新追求可预期环境的当下，这笔账终将由国家承担——利息高昂，增长受限。